语录 | 经典作家论无政府主义
原载于：马列之声VOM 公众号
（1）无政府主义产生以来，除了讲一些反对剥削的空话以外，再没有提供任何东西。个人主义是无政府主义世界观的基础，“一切为了个人”是它的口号。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中间横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
至于无政府主义者，看来他们离开自取灭亡的时刻已经不远了。这次冷热病的剧烈发作，这次无意义的、其实是被警察收买和挑拨起来的狂热的谋害行为，不可能不使资产阶级也看清那帮狂人和奸细—挑拨者这次宣传鼓动的真实性质。（指1889年在西班牙开始的无政府主义者的运动，那年他们在王宫爆炸了炸弹，以后几年在西班牙许多地区也发生了类似的行动。——原编者注）就连资产阶级最终也会认为，收买警察——通过警察收买无政府主义者去炸毁那些收买他们的资产者是荒诞的。如果现在我们也不怕受资产阶级反动之害，那末最终对我们还是有利的，因为这一次我们可以向所有的人证明：在我们和无政府主义者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
（《恩格斯致帕布洛·伊格列西亚斯》，1894年8月26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221页）
提纲： (1)无政府主义在产生以来的35-40年中（从巴枯宁和1866年国际代表大会算起是这样。从施蒂纳算起，那还要早很多年）除了讲一些反对剥削的空话以外，再没有提供任何东西。 这类空话已经流行了2000多年。(α)不懂得剥削的根源；(β)不懂得社会在向社会主义发展；(γ)不懂得阶级斗争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创造力量。 (2)对于剥削的根源的了解。私有制是商品经济的基础。生产资料公有制。无政府主义对此一窍不通。 无政府主义是改头换面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个人主义是无政府主义整个世界观的基础。 维护小私有制和小农经济。 无所谓多数（注：即无政府主义者否认少数服从多数。） 否认政权有统一的和组织的力量。 (3)不懂得社会的发展——大生产的作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发展。 （无政府主义是绝望的产物。它是失常的知识分子或游民的心理状态，而不是无产者的心理状态。） (4)不懂得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 荒谬地否认资产阶级社会的政治。 不懂得组织和教育工人的作用。 把片面的、割断了联系的手段当作万应灵丹。 (5)在欧洲的现代史中，曾经在罗马语国家盛行一时的无政府主义，提供了什么东西呢？ ——没有任何学理、任何革-命学说和理论。 ——分散工人运动。 ——在革-命运动的实验中彻底失败（1871年的蒲鲁东主义，1873年的巴枯宁主义）。 ——在否定政治的幌子下使工人阶级服从资产阶级的政治。
（列宁：《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1901年，《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卷，第338-341页）
在以金钱势力为基础的社会中，在广大劳动者一贫如洗而一小撮富人过着寄生生活的社会中，不可能有实际的和真正的“自由”。作家先生，你能离开你的资产阶级出版家而自由吗？你能离开那些要求你作诲淫的小说和图画、用卖-淫来“补充”“神圣”舞台艺术的资产阶级公众而自由吗？要知道这种绝对自由是资产阶级的或者说是无政府主义的空话(因为无政府主义作为世界观是改头换面的资产阶级思想)。
（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1905年11月13日<26日>，《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12卷，第96页）
国际社会主义代表大会曾经拒绝无政府主义者的决议，这不是偶然的。在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中间横着一条鸿沟，而暗探局的进行煽动的奸细和反动政府的报界奴仆却枉费心机地企图说这条鸿沟似乎不存在。无政府主义者的世界观是改头换面的资产阶级世界观。他们的个人主义理论，他们的个人主义理想是与社会主义直接对立的。他们的观点不是反映那不可遏止的走向劳动社会化的资产阶级制度的未来，而是反映这个制度的现在，甚至是反映它的过去，即盲目性地对分散的个体小生产者的统治的时代。他们那种否认政治斗争的策略，会分裂无产者，实际上把无产者变成消极参加某种资产阶级政治的人，因为从工人来说，完全回避政治是不可能的，也是做不到的。
（列宁《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1905年11月24日<12月7日>，《列宁全集第10卷，第53页》）
社会主义分成三个主要派别：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和马克思主义。
改良主义（伯恩施坦等人）认为社会主义不过是一个遥远的目的而已，它事实上否认社会主义革命并企图用和平手段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它宣传的不是阶级斗争而是阶级合作，——这个改良主义一天天腐败下去，一天天失去任何的社会主义标志；所以我们认为在这几篇阐述社会主义内容的论文里研究它是毫无必要的。
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却完全是另一回事：现在它们两者都被认为是社会主义派别，它们彼此间进行着激烈的斗争，它们都力图向无产阶级表明自己是真正社会主义的学说；所以把它们加以研究，加以对照，当然对读者的意义要大得多。 …………
问题在于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建立在完全不同的原则上，虽然双方登上斗争舞台时都举着社会主义的旗帜。无政府主义以个人为基础，认为解放个人是解放群众、解放集体的主要条件。在无政府主义看来，个人没有解放以前，群众的解放是不可能的，因此它的口号是“一切为了个人”。而马克思主义则以群众为基础，认为解放群众是解放个人的主要条件。这就是说，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群众没有解放以前，个人的解放是不可能的，因为它的口号是“一切为了群众”。
显然，这是两个相互否定的原则，而不只是策略上的分歧。
（斯大林：《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1906年12月-1907年4月发表，《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271-273页）
（2）无政府主义想在一个晚上造出一个运动来，幻想立即消灭一切剥削。无政府主义是工人运动中危害最大的因素之一，是对工人运动中机会主义罪过的一种惩罚。
这些社会主义者先生们（注：指社会民主同盟的海德门及其同伙。）想在一个晚上硬造出一个运动来，而这种运动在这里（注：泛指英国），也和在其他任何地方一样，是需要做多年准备工作的，即使它已经开始并在群众受到历史事变的推动下，在这里会比大陆发展快得多。可是象这样的一些人等不了，因此干出那种只是在无政府主义者那里才屡见不鲜的幼稚行为。
（《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1886年2月15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第437页）
《革-命俄国报》第75号喊道：“为什么要先支持一般农民去反对地主，然后（也就是同时）支持无产阶级去反对一般农民，而不是立即支持无产阶级去反对地主呢，这与马克思主义有什么关系，只有天晓得。”
这是最原始、最幼稚的无政府主义的观点。许多世纪以来，甚至几千年以来，人类就有过“立即”消灭所有一切剥削的愿望。但是，在全世界千百万被剥削者联合起来进行彻底的、坚决的、全面的斗争，以争取按照资本主义社会自身的发展方向来改变这个社会以前，这样的愿望只是愿望而已。只是当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把改变现状的渴望同一定阶级的斗争联系起来的时候，社会主义的愿望才变成了千百万人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离开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就是空话或者幼稚的幻想。
（列宁：《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1905年11月7日<10月25日>发表，《列宁选集》第1卷，第642页）
无政府主义者所以是工人运动中危害最大的因素之一，就是因为一方面他们时刻都在叫喊各被压迫阶级的群众（或者甚至叫喊一般被压迫者的群众），时刻都在破坏任何一个社会主义组织的好名声，另一方面他们本身又不可能建立任何一个别的组织来同它对抗。
（列宁：《维·查苏利奇在怎样伤害取消主义》，1913年9月29日<10月12日>发表，《列宁全集》第19卷，第409-410页）
在战前，工人运动似乎主要分为社会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这两部分人。不仅似乎如此，而且实际就是这样。在爆发帝国主义战争和革-命前的漫长时期中，欧洲大多数国家客观上还没有具备革-命形势。当时的任务在于利用这个缓慢的工作来作好革-命的准备。社会党人开始了这个事业，而无政府主义者却不理解这个任务。战争造成了革-命的形势，这种旧的划分也就过时了。一方面，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党人的上层分子变成了沙文主义者，他们使人们看清楚了，保卫本国的资产阶级强盗来反对别国的资产阶级强盗意味着什么，就是这些强盗使千百万人在战争中丧了命。另一方面，各个旧政党的下层群众中产生了反对战争、反对帝国主义、拥护社会革-命的新派别。这样，战争造成了最深刻的危机，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党人都发生了分裂，因为社会党人的上层议会领袖们站在沙文主义者一边，而下层群众中的日益增多的少数派离弃了他们，开始转向革-命一边。
因此，一切国家的工人运动开始循着新的路线前进，循着能够导向无产阶级专政的路线而不是循着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党人的路线前进。这种分裂在第三国际成立以前就在全世界出现了，开始了。
（列宁：《在莫斯科苏维埃庆祝第三国际成立一周年大会上的讲话》，1920年3月6日，《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8卷，第216页）
无政府主义往往是对工人运动中机会主义罪过的一种惩罚，这两种畸形东西是相互补充的。如果说俄国的无政府主义在两次革命（1905年和1917年）及其准备时期的影响都比较小（尽管俄国居民中的小资产阶级成分大于西欧各国），那么毫无疑义，这不能不部分地归功于布尔什维主义一贯对机会主义进行了最无情最不调和的斗争。我所以说“部分地”，是因为削弱俄国无政府主义势力的，还有另一个更重要的因素，这就是无政府主义在过去（19世纪70年代）曾盛极一时，从而彻底暴露了它是不正确的，不适合作革-命阶级的指导理论。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920年4-5月，《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9卷，第12-13页）
（3）无政府主义宣称，无产阶级革-命应当从废除国家开始，它妄想在一天之内一举把国家废除。他们不懂得国家消亡的条件
国家不是“被废除”的，它是自行消亡的。应当以此来衡量“自由的人民国家”这个用语，这个用语在鼓动的意义上暂时有存在的理由，但归根到底是没有科学依据的；同时也应当以此来衡量所谓无政府主义者提出的在一天之内废除国家的要求。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80年1-3月上半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38-439页）
你们在4月2日问我，卡尔·马克思对无政府主义者，特别是对约翰·莫斯特抱什么态度，我的答复是简短而明确的。
马克思和我从1845年起就持有这样的观点：未来无产阶级革-命的最终结果之一，就是称为国家的政治组织逐步消亡和最后消失。这个组织的主要目的，从来就是依靠武装力量保证富有的少数人对劳动者多数的经济压迫。随着富有的少数人的消失，武装压迫力量或国家权力的必要性也就消失。但是同时，我们始终认为，为了达到未来社会革-命的这一目的以及其他更重要得多的目的，工人阶级应当首先掌握有组织的国家政权并依靠这个政权镇压资本家阶级的反抗和按新的方式组织社会。这一点在1874年写的《共-产-党宣言》的第二章末尾已经阐明。
无政府主义者把事情颠倒过来了。他们宣称，无产阶级革-命应当从废除国家这种政治组织开始。但是，无产阶级在取得胜利以后遇到的唯一现成的组织正是国家。这个国家可能需要作很大的改变，才能完成自己的新职能。但是在这种时刻破坏它，就是破坏胜利了的无产阶级能用来行使自己刚刚获得的政权、镇压自己的资本家敌人和实行社会经济革-命的唯一机构，而不进行这种革-命，整个胜利最后就一定会重归于失败，工人就会大批遭到屠杀，巴黎公社以后的情形就是这样。
这种无政府主义的谬论从巴枯宁用现在的形式把它提出来的第一天起就遭到马克思的反对，这难道还需要我特别证明吗？国际工人协会的整个内部的历史证实了这一点。从1867年开始，无政府主义者就企图用各种最卑鄙的手段夺取国际的领导权；他们遇到的主要障碍就是马克思。经过五年的斗争，终于在1872年9月的海牙代表大会上把无政府主义者驱逐出国际；在驱逐无政府主义者这件事情上出力最大的就是马克思。
（《恩格斯致菲力浦·范-派顿》，1883年4月18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38-439页）
在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对国家的态度的差别问题上（正如在一些别的问题上一样，例如关于我们反对“保卫祖国”这个口号的理由问题），Nota-Bene（注：是布哈林的假名）同志的文章（第6期）犯了很大的错误。作者想提供一个“关于一般国家的明确概念”（除了关于帝国主义强盗国家的概念之外）。他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些言论。除了别的一些结论外，他得出了下面两个结论：
（一）“……如果以为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之间的差别在于前者赞成国家，后者反对国家，那就完全错了。其实，差别在于革-命的社会民主党想要组织新的社会生产，集中的生产，即技术上最进步的生产；而分散的无政府主义生产只是意味着倒退到旧技术，旧式企业。”这是不对的。作者提出的问题是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对国家的态度有什么不同，但他回答的不是这个问题，而是另一个问题：是他们对未来社会经济基础的态度有什么差别。当然，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和必要的问题。但是由此不能得出结论说，可以忘记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在对国家态度上的主要差别。社会主义者主张在争取工人阶级解放的斗争中利用现代国家及其机关，同样也主张必须利用国家作为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特殊的过渡形式。无产阶级专政就是这样的过渡形式，它也是一种国家。
无政府主义者想“废除”国家，把它“炸毁”（“sprengen”），象Nota-Bene同志在一个地方所说的那样，不过他错误地把这种观点加在社会主义者身上了。社会主义者——可惜作者把恩格斯关于这个问题所说的话引得太不完全了——承认在资产阶级被剥夺以后，国家会“自行消亡”，逐渐“自行停止”。
（二）“社会民主党是或者至少应当是群众的教育者，它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着重指出它在原则上敌视国家的态度……目前的战争表明，国家组织的根蒂已经深深地渗入工人的心灵。”Nota-Bene同志就是这样写的。要“着重指出”“在原则上敌视”国家的“态度”，就必须真正“明确地”了解这种态度，但是作者恰恰没有明确的了解。“国家组织的根蒂”一语是十分含混的，非马克思主义的，非社会主义的。不是“国家组织”和对国家组织的否定相冲突，而是机会主义的政策（即以机会主义的、改良主义的、资产阶级的态度来对待国家）和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政策（即以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态度来对待资产阶级国家，来利用国家反对资产阶级以便推翻这个阶级）相冲突。这是两种完完全全不同的东西。我们打算以后写一篇专文来探讨这个极端重要的问题。
（列宁：《青年国际》，1916年12月发表，《列宁全集》第23卷，第165-166页）
国家会随着阶级的废除而废除，马克思主义向来就是这样教导我们的。《反杜林论》的那段人所共知的关于“国家消亡”的论述，并不是简单地斥责无政府主义者主张废除国家，而是斥责他们鼓吹可以“在一天之内”废除国家。
（列宁：《国家与革-命》。1917年8-9月，《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56页）
同无政府主义者的论战
这次论战发生在1873年。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把驳斥蒲鲁东主义者即“自治论者”或“反权威主义者”的文章寄给意大利的一个社会主义文集。这些文章在1913年才译成德文发表在《新时代》上。
马克思讥笑无政府主义者否认政治时写道：“……如果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采取革-命的形式，如果工人建立起自己的革-命专政来代替资产阶级专政，那他们就犯了侮辱原则的莫大罪行，因为工人为了满足自己低微的起码的日常需要，为了粉碎资产阶级的反抗，竟不放下武器，不废除国家，而赋予国家以一种革-命的暂时的形式。……”（《新时代》第32年卷（1913—1914）第1册第40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335页。］
请看，马克思在驳斥无政府主义者时，仅仅是反对这样地“废除”国家！马克思完全不是反对国家将随阶级的消失而消失，或国家将随阶级的废除而废除，而是反对要工人拒绝使用武器，拒绝使用有组织的暴力，即拒绝使用应为“粉碎资产阶级的反抗”这一目的服务的国家。
马克思故意着重指出无产阶级所必需的国家具有“革-命的暂时的形式”，以免人们歪曲他同无政府主义斗争的真正意思。无产阶级需要国家只是暂时的。在废除国家是目的这个问题上，我们和无政府主义者完全没有分歧。我们所断言的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暂时利用国家权力的工具、手段、方法去反对剥削者，正如为了消灭阶级，就必须实行被压迫阶级的暂时专政一样。马克思在驳斥无政府主义者时，把问题提得非常尖锐，非常明确：工人在推翻资本家的压迫时，应当“放下武器”呢，还是应当利用它来反对资本家以粉碎他们的反抗？一个阶级有系统地利用武器反对另一个阶级，这不是国家的“暂时的形式”又是什么呢？
每一个社会民主党人都应该问问自己：他在同无政府主义者论战时是这样提出国家问题的吗？第二国际大多数正式的社会党是这样提出国家问题的吗？
恩格斯更加详尽更加通俗地阐明了这同一个思想。他首先讥笑了蒲鲁东主义者的糊涂观念，讥笑他们把自己称为“反权威主义者”，也就是否认任何权威、任何服从、任何权力。恩格斯说，试拿工厂、铁路、在汪洋大海上航行的轮船来说吧，这是一些使用机器的、很多人有计划地共同工作的复杂技术设施，如果没有一定的服从，因而没有一定的权威或权力，那就没有一样能够开动起来，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恩格斯写道：“……如果我拿这种论据来反对最顽固的反权威主义者，那他们就只能给我如下的回答：‘是的！这是对的，但是这里所说的并不是我们赋予我们的代表的那种权威，而是某种委托。’这些人以为，只要改变一下某一事物的名称，就可以改变这一事物本身。……”［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343页。］
恩格斯指出，权威和自治都是相对的概念，它们的应用范围是随着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而改变的，把它们看作绝对的东西是荒谬的；并且补充说，使用机器和大规模生产的范围在日益扩大。然后恩格斯从权威问题的一般论述转到国家问题。
他写道：“……如果自治论者仅仅是想说，未来的社会组织只会在生产条件所必然要求的限度内允许权威存在，那也许还可以同他们说得通。但是，他们闭眼不看一切使权威成为必要的事实，只是拚命反对字眼。
为什么反权威主义者不只是限于高喊反对政治权威，反对国家呢？所有的社会主义者都认为，国家以及政治权威将由于未来的社会革-命而消失，这就是说，社会职能将失去其政治性质，而变为维护社会利益的简单的管理职能。但是，反权威主义者却要求在那些产生政治国家的社会关系废除以前，一举把政治国家废除。他们要求把废除权威作为社会革-命的第一个行动。
这些先生见过革-命没有？革-命无疑是天下最权威的东西。革-命就是一部分人用枪杆、刺刀、大炮，即用非常权威的手段强迫另一部分人接受自己的意志。获得胜利的政党迫于必要，不得不凭借它的武器对反动派造成的恐惧，来维持自己的统治。要是巴黎公社不依靠对付资产阶级的武装人民这个权威，它能支持一天以上吗？反过来说，难道我们没有理由责备公社把这个权威用得太少了吗？总之，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反权威主义者自己不知所云，如果是这样，那他们只是在散布糊涂观念；或者他们是知道的，如果是这样，那他们就是在背叛无产阶级的事业。在这两种情况下，他们都只是为反动派效劳。”（第39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343—344页。］
在这些论述中涉及了在考察国家消亡时期的政治与经济的相互关系（下一章要专门论述这个问题）时应该考察的问题。那就是关于社会职能由政治职能变为简单管理职能的问题和关于“政治国家”的问题。后面这个说法（它特别容易引起误会）指出了国家消亡有一个过程：正在消亡的国家在它消亡的一定阶段，可以叫作非政治国家。
恩格斯这些论述中最精彩的地方，仍然是他用来反驳无政府主义者的问题提法。愿意做恩格斯的学生的社会民主党人，从1873年以来同无政府主义者争论过无数次，但他们在争论时所采取的态度，恰巧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可以而且应该采取的。无政府主义者关于废除国家的观念是糊涂的，而且是不革-命的，恩格斯就是这样提问题的。无政府主义者不愿看见的，正是革-命的产生和发展，正是革-命在对待暴力、权威、政权、国家方面的特殊任务。
现代社会民主党人通常对无政府主义的批评，可以归结为一种十足的市侩式的庸俗论调：“我们承认国家，而无政府主义者不承认！”这样的庸俗论调自然不能不使那些稍有头脑的革-命的工人感到厌恶。恩格斯就不是这样谈问题的。他着重指出，所有的社会主义者都承认国家的消失是社会主义革-命的结果。然后他具体地提出革-命的问题，这个问题恰巧是机会主义的社会民主党人通常避而不谈而可以说是把它留给无政府主义者去专门“研究”的。恩格斯一提出这个问题就抓住了关键：公社难道不应该更多地运用国家即武装起来并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这个革-命政权吗？
现在占统治地位的正式的社会民主党，对于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具体任务问题，通常是简单地用庸人的讥笑来敷衍，至多也不过是含糊地用诡辩来搪塞，说什么“将来再看吧”。因此无政府主义者有权责备这样的社会民主党，责备他们背弃了对工人进行革-命教育的任务。恩格斯运用最近这次无产阶级革-命的经验，正是为了十分具体地研究一下无产阶级无论在对待银行方面还是在对待国家方面应该做什么和怎样做。
（列宁：《国家与革-命》，1917年8-9月，《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56-60页）
无政府主义者正是企图把巴黎公社宣布为所谓“自己的”，说它证实了他们的学说，然而他们根本不懂得公社的教训和马克思对这些教训的分析。对于是否需要打碎旧的国家机器以及用什么东西来代替这两个具体政治问题，无政府主义者连一个比较接近真理的答案都没有提出过。
（列宁：《国家与革-命》，1917年8-9月，《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100页）
马克思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之间的区别是在于：（1）马克思主义者的目的是完全消灭国家，但他们认为，只有在社会主义革-命把阶级消灭之后，即导向国家消亡的社会主义建立起来之后，这个目的才能实现；无政府主义者则希望在一天之内完全消灭国家，他们不懂得实现这个消灭的条件。（2）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无产阶级在夺得政权之后，必须彻底破坏旧的国家机器，用武装工人的组织组成的、公社那种类型的新的国家机器来代替它；无政府主义者主张破坏国家机器，但是，他们完全没有弄清楚无产阶级将用什么来代替它以及无产阶级将怎样利用革-命政权；无政府主义者甚至否定革-命无产阶级应利用国家政权，否定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3）马克思主义者主张通过利用现代国家来使无产阶级进行革-命的准备；无政府主义者则否定这一点。
（列宁：《国家与革-命》，1917年8-9月，《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108-109页）
“炸毁”国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公式，而是无政府主义的公式。
（斯大林：《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1929年4月，《斯大林选集》下卷，第166页）
决不能把“炸毁”和“废除”国家的无政府主义理论和无产阶级国家“消亡”或“摧毁”、“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混为一谈。有人喜欢把这两个不同的概念混为一谈，以为它们是同一思想的表现。但这是不对的。列宁在批评“炸毁”和“废除”国家的无政府主义理论的时候，正是以“摧毁”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和无产阶级国家“消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依据的。
（斯大林：《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1929年4月，《斯大林选集》下卷，第166页）
（4）无政府主义否认国家政权的必要性，否认过渡时期必须有国家
崩得跟着“火星报”在这里炫耀的廉价“自由主义”（什么完全不要政府，就是临时政府也不要！），正是无政府主义的自由主义。
（列宁：《自然发生论》，1905年9月14日<1日>发表，《列宁全集》第9卷，第234页）
无论在科学上或在实际的日常用语中，都无可争辩地确认，所谓无政府主义，就是否认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必须有国家。
（列宁：《说谎同盟》，1917年4月13日<26日>，《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9卷，第219页）
与无政府主义不同，马克思主义承认在任何革-命时期，特别是在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必须有国家和国家政权。
（列宁：《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任务》，1917年4月10日<23日>，《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9卷，第162页）
与无政府主义不同，马克思主义认为，为了向社会主义过渡，国家是必需的，但（正是在这一点上与考茨基之流不同）这种国家并不是指通常的资产阶级议会制民主共和国那样的国家，而是指1871年巴黎公社以及1905年和1917年工人代表苏维埃那样的国家。
（列宁：《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任务》，1917年4月10日<23日>，《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9卷，第179页）
否认国家政权必要性的人被称作无政府主义者，而我们说，国家政权不仅对目前俄国来说是绝对必要的，而且对任何一个即使要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国家来说也是绝对必要的。一个十分坚强的政权是绝对必要的。我们只希望这个政权完完全全掌握在大多数工农兵代表手里。这就是我们与其他政党不同的地方。
（列宁：《关于土地问题的讲话，1917年5月22日》<****>，《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0卷，第141页）
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有什么区别呢？区别就是无政府主义者不承认政权，而社会主义者包括布尔什维克在内，则主张在我们目前所处的状况和我们要进入的社会主义之间的过渡时期内要有政权。
（列宁：《关于土地问题的总结发言》，1917年11月18日<12月1日>，《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3卷，第94页）
基本原则和目的是两个不同的东西。其实，甚至无政府主义者也会同意我们的目的，因为他们也主张消灭剥削和阶级差别。
我生平所接触到的无政府主义者并不多，然而，我很了解他们，在目的问题上，我常常能同他们谈得拢，但在原则方面却永远谈不拢。原则不是目的，不是纲领，不是策略，也不是理论。策略和理论并不是原则。在原则上我们跟无政府主义者有什么不同呢？共-产-主-义的原则实在过渡时期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和采用国家的强制措施。这就是共-产-主-义的原则，但并不是共-产-主-义的目的。
（列宁：《捍卫共产国际的策略的演说》，1921年7月1日，《列宁全集》第32卷，第456页）
（5）无政府主义者根本否认在任何情况下参加议会的必要性，他们根本不会利用资产阶级议会
无政府主义者根本否认在任何情况下参加议会的必要性。社会民主党人主张利用议会斗争，主张参加议会斗争，但是他们又无情地揭露“议会迷”，即无情地揭露认为议会斗争是唯一的或者在任何条件下都是主要的政治斗争形式的信念。
（列宁：《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代表大会的报告》，1906年5月，《列宁全集》第10卷，第321页）
同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人政党相比，在政策上和策略上的特点是什么呢？这就是利用议会活动，把资产阶级 －容克的（大致等于俄语中的“十月党－黑帮的”）议会活动转化为对工人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和组织的工具。这是不是说，议会活动就是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高级斗争形式呢？全世界的无政府主义者认为是的。这是不是说，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主张在任何情况下都要进行议会活动呢？全世界的无政府主义者认为是的，因此他们同德国社会民主党不共戴天，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就是他们最中意的攻击靶子。在俄国也是这样，当我们的社会革-命党人向无政府主义者讨好而吹嘘自己的“革-命性”的时候，他们总是企图把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这样那样的失误，确实存在的也好，似是而非的也好，都搬出来，并由此作出反对社会民主党的结论。
现在我们再往下谈。无政府主义者的论断的错误何在呢？错误在于他们对社会发展进程的理解根本不对，因此他们就不善于估计各个国家具体的政治状况（和经济状况）的特点，不善于看到这些特点在某个时期有时会使这一种斗争方式具有特殊意义，有时会使另一种斗争方式具有特殊意义。事实上德国社会民主党不仅不主张在任何情况下都要进行议会活动，不仅不使一切都服从于议会活动，相反，在无产阶级的国际大军中，正是德国社会民主党最出色地运用了议会以外的斗争工具，如社会主义报刊、工会、经常性的人民集会、对青年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等等，等等。
（列宁：《论拥护召回主义和造神说的派别》，1909年9月11日<24日>发表，《列宁全集》第16卷，第22-23页）
马克思善于无情地摒弃无政府主义，鄙视它甚至不会利用资产阶级这个“畜圈”，特别实在显然不具备革-命形势的时候，但同时马克思又善于给议会制一种真正革-命无产阶级的批评。
（列宁：《国家与革-命》，1917年8-9月，《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43页）
无政府主义者和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对欧美议会制的批评往往是不正确的，因为他们根本反对参加选举和议会活动。
（列宁：《给西尔维娅·潘科赫斯特的信》，1919年8月28日，《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7卷，第157页）
在1914-1918年大战以前，各国非常“左的”无政府主义者、工团主义者以及其他任务都痛骂议会制度，嘲笑象资产阶级那样平庸的社会党议员，抨击他们的钻营勾当，如此等等，可是他们自己却通过报刊工作，通过工团（工会）工作，去干同样的资产阶级式的钻营勾当。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920年4-5月，《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9卷，第91页）
（6）无政府主义不承认政治斗争是达到自己理想的手段。不承认争取改良的斗争。鼓吹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对宗教开战。
“工人阶级不应该组织成为政党；他们不应该以任何借口从事某种政治活动，因为同国家进行斗争就是承认国家，而这是同永恒原则相抵触的！工人不应该举行罢工，因为浪费力量去争取提高工资或者阻止工资下降，就是承认雇佣劳动制度，而这是同解放工人阶级的永恒原则相抵触的！
“如果工人在反对资产阶级国家的政治斗争中只能争得一些让步，那就是在实行妥协；而这是同永恒原则相抵触的。因此，应该谴责一切温和的运动，如英美工人由于坏习惯而从事的那种运动。工人不应该努力争取从法律上限制工作日，因为这样做就是同企业主进行妥协，使企业主仍能对他们进行10小时或12小时的剥削以代替14小时或者16小时的剥削。工人也不应该努力争取从法律上禁止10岁以下的女童参加工厂劳动，因为这并不能消灭对10岁以下的男童的剥削：工人这样做只不过是实行一种新妥协，破坏了永恒原则的纯洁性！
“工人更不应该要求靠勒索工人来编制预算的国家去负责对工人子弟进行初等教育，就像在美利坚合众国那样，因为初等教育还不是完全的教育。男女工人即使不会读、不会写、不会算，也要比上国立学校教师的课好些。即使无知和每天16小时的劳动使工人阶级变得麻木不仁，也比违反永恒原则要好得多！
“如果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采取暴力的形式，如果工人建立起自己的革-命专政来代替资产阶级专政，那他们就犯了违反原则的滔天大罪，因为工人为了满足自己低微的平凡的日常需要，为了粉碎资产阶级的反抗，竟不放下武器，不废除国家，而赋予国家以一种革-命的暂时的形式。工人不应该建立各行各业的单独的工会，因为这样会使资产阶级社会中存在的社会分工永世长存，而正是这种导致工人分裂的分工构成了他们当前受奴役的真正基础。
“总之，工人应该袖手旁观，不把自己的时间浪费在政治运动和经济运动上面。所有这些运动只会给他们带来直接的成果。他们应该像真正的教徒那样，恬淡寡欲，虔诚地高呼：‘宁愿让我们的阶级被钉在十字架上，宁愿让我们的种族灭亡，也要保持永恒原则的洁白无瑕！’工人应该像虔诚的基督徒那样，相信牧师的话：抛弃一切尘世的幸福，一心一意渴求升入天堂。只要你们把有朝一日在世上某个角落发生的、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和由什么人来实现的社会清算当作天堂，就会出现完全同样的幻境。
“在等待这个美好的社会清算时，工人阶级应该像一群饱食的绵羊那样，温顺有礼，不去打扰政府，惧怕警察，尊重法律，毫无怨言地充当炮灰。
“在日常的实际生活中，工人应该成为国家的最忠顺的奴仆，但是在内心中他们应该坚决反对国家的存在，并通过购买和阅读有关消灭国家的文献来证明自己在理论上对国家的极端蔑视；他们应该当心，除了高谈阔论将不再存在资本主义制度的未来社会以外，千万不要对这种可恶的制度进行别的反抗！”
毫无疑问，如果这些政治冷淡主义的圣徒们说得这样露骨，那么工人阶级就要叫他们滚蛋；工人阶级会把这看作资产阶级空谈家和腐化堕落的贵族对他们的侮辱。这些人是如此愚蠢，或者说，如此幼稚，竟然禁止工人阶级使用一切现实的斗争手段，因为这种斗争手段必须从现代社会中索取，因为这个斗争的命中注定的条件可惜并不符合这些社会科学博士们在自由、自治、无政府状态的名义下加以神化的唯心主义幻想。然而工人阶级的运动现在已经十分强大，这些慈善的宗派主义者在经济斗争方面已经不敢再重复他们在政治斗争方面所不断宣扬的那些伟大真理。他们过于胆怯，不敢把这些真理应用到罢工、同盟、工会、关于女工和童工的法律、关于限制工作日的法律等等方面去。
（马克思：《政治冷淡主义》，1873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55-557页）
工人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决定拒绝无政府主义者提出的关于准许他们的代表参加执行委员会和工人代表苏维埃的请求。执行委员会作出这个决定的理由如下：“（1）在全部国际的实践中，各次代表大会和社会主义代表会议都没有无政府主义者的代表参加，因为无政府主义者不承认政治斗争是达到自己理想的手段；（2）只有政党才有代表权，而无政府主义者不是政党。”
（列宁：《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1905年11月24日<12月7日>，《列宁全集》第10卷，第51页）
马克思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不同，它承认争取改良的斗争，即承认在统治阶级仍然掌握政权的情况下，为争取改善劳动者状况的斗争。但同时，马克思主义者又坚决反对直接间接地把工人阶级的意向和活动局限在改良范围内的改良主义者。改良主义是资产阶级对工人的欺骗，因为只要资本的统治还存在，仅实行个别改良，工人总还是雇佣奴隶。
（列宁：《马克思主义和改良主义》，1913年9月12日发表，《列宁全集》第19卷，第372页）
恩格斯斥责布朗基派不了解只有工人群众的阶级斗争从各方面吸引了最广大的无产阶级群众参加自觉的革-命的社会实践，才能真正把被压迫的群众从宗教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宣布工人政党的政治任务是同宗教作战，那不过是无政府主义的空谈而已。
（列宁：《论工人政党对宗教的态度》，1909年5月13日<26日>发表，《列宁选集》第2卷，第376页）
无政府主义者鼓吹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对宗教开战，其实是帮助了僧侣和资产阶级（正如无政府主义者实际上始终帮助资产阶级一样）。马克思主义者应当是唯物主义者，是宗教的敌人，但是他们应当是辩证唯物主义者，就是说，他们不应当抽象地提出反宗教斗争的问题，不应当根据抽象的、纯粹理论的、始终不变的宣传来进行反宗教斗争，而应当具体地、根据当前在实际上所进行的、对广大群众教育最大最有效的阶级斗争提出这个问题。
（列宁：《论工人政党对宗教的态度》，1909年5月13日<26日>，《列宁选集》第2卷，第3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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